太平天国攻入南京后，为什么导致了最终的毁灭？
鄙人不严谨的讲太平天国攻入南京后，导致其灭亡的原因是：1、纸醉金迷，奢侈挥霍首先，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也决定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的未来，那就是纸醉金迷，奢侈腐化。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义军进入南京，除了忙着建立政权外，就是忙着释放自己的各种不节制的欲望。所以曾经那群“手提三尺定河山”的义军领袖，迅速成为当年他们还是平民时，所极度讨厌的封建贵族的样子，君不见洪秀全本人，不就是待在宫里，老婆多的要编号，他自己都认为理所应当的奢侈不已，雄心全无吗？更不用说，其他太平军的将领们，哪个不是迅速腐败。肆意挥霍着用生命换来的胜利。2、强敌环伺、内斗不易 其次， 在进入南京城的太平军，尽管不久就开始仿效朱元璋开始北伐，但是没有足够的准备和策应，没有各种军事技术的兜底等等，以及清帝国和列强的勾结，都让太平军的北伐精锐，白白消失！至此太平军只能在南国发展，被“中兴”的清帝国生生的困在在长江中下游，同时拉着"洋大人"，合起伙来，压着打。尽管太平军在后期出现卓越的战略战术家，打了一手强敌外引的好牌。但是江北大营的丢失，还让太平军被卡住了咽喉！所以被洋人和清廷强敌环伺。各类军事行动失败，才是太平军失败的重要原因。还有就是，在太平天国的精英阶层的那次，可怖的内斗，直接造成太平天国人心的解体，尽管最后胜利者们，弹冠相庆。开始太平天国也开始日薄西山了。历史局限下农民义军的内斗，不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吗？
太平天国为何定都南京（太平天国如果不定都南京）
太平天国在战略方向上有两次比较大的分歧，第一次是在全州蓑衣渡之战后，面对南王战死，精锐殆尽的惨痛教训，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于战略方向出现了分歧，洪秀全等人意图折返两广修养生息，徐图后计。杨秀清则力主北进湖南，在运动中逐渐发展壮大。第二次是在攻占武昌后，洪秀全想要定都河南，杨秀清则决意定都南京。那么最终是哪些原因促使太平军决定顺江东下，定都金陵的呢？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迅速扩军至50万。对于下一步的进军方向问题，太平军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天王洪秀全主张“以河南为家”，东王杨秀清则力主定都南京，其余将领还有入川之议，北进中原等意见，这场分歧直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依然存在。 由于太平军在益阳募得数千船工水手，在岳阳又获得民船数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水营。在攻占武昌战役中，典水匠唐正才率领水营搭建浮桥，连接汉口与武昌，使得人马往来如履平地，为攻占武昌作出了重要贡献。太平天国领导层意识到水陆配合的便利，于是决定顺江东下，直捣金陵。 金陵素有六朝古都之称，是中国南方最具政治意义的一座城市。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一直定都于此，称为建康。明太祖朱元璋在此经营多年，从而一统天下。一旦占据金陵则意未着拥有了半壁江山，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不小的打击。更何况“天下赋税半出江南”，一旦占据了江南这座大粮仓，拖也能把清廷拖垮。因此，太平天国决定顺江东下，攻占金陵。
多角度分析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坚持斗争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建立了一个与清王朝相对峙10余年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运动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如此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农民战争,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值得深思。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总体来讲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主观原因。
一、客观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从客观上分析,主要由于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它所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作为封建势力中心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其所遇到的敌人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可以说,是湘军、淮军等清朝武装与“洋枪队”等西方武装共同绞杀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满清王朝,而满清王朝是一个正在衰败中的王朝,它之所以能在这场斗争中成为胜利者,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崛起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势力。在当时满汉统治者面对太平天国席卷全国之势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们走上前来,成为团结整个地主阶级对抗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期太平天国同清王朝的对抗,实际上就是太平天国同湘军、淮军的对抗,就是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的理想在现世中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代表了传统的势力。洪秀全用理想汇聚社会力量,曾国藩用传统汇聚社会力量,洪秀全和曾国藩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社会最优秀的有识之士。
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呤唎是一名曾在香港服役的英国海军军官，1861年加入太平军，为其训练军队，采购武器粮食，参加战斗。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回国，1866年出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述他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
在呤唎的视角中，他认为清军并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太平军在后期节节失败的原因是清军得到了外国人的帮助，特别是英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撕下了原先承诺的中立伪装，无耻地帮助腐朽的清军绞杀太平军。英国之所以从中立走向干涉，乃是英国国会中有人感到“我们是完全不可能跟太平军建立任何文明的关系的，他们既不能治理中国，也不能在唯一保证和平的友好立场上处理对外的关系问题。”英国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华的利益，帮助清军进攻武器装备粗劣的太平军。太平军部队“大多均执长矛，仅有几门抬炮和少数劣等的欧洲火器”，这样的装备除非在肉搏战中还有用武之地，否则面对大炮、滑膛枪的英国士兵，太平军还是不免失败。
二、主观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从主观上分析,是由于农民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具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因此,其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具有落后性、保守性、自私性和狭隘性,无法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从封建的旧的生产方式中走出来的农民,在自觉地反封建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回到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去。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虽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因为它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因此它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太平天国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种种弱点,为我们提供了它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一,思想上,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无法摆脱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洪秀全用以发动太平天国的唯一指导思想是他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洪秀全把自己附会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是接受上帝的天命下凡诛杀妖孽、拯救世人的,要人们信仰唯一真神———上帝。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中,上帝的存在除了具有精神的意义之外,更具有现世功利的意义: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后,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私塾教师,一跃而成为上帝的儿子,用上帝的神威创造了自己的权威。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
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 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 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太平天国在思想上号称反孔,但同时又吸收了许多封建的东西。太平天国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孔运动。太平天国所过之处,焚书、毁庙,进入南京后又大规模搜书、烧书,规定“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在秦始皇之后,像这样践踏孔孟的事还没有先例。太平天国的反孔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是对于生活在传统封建社会的农民来说,反孔并不等于反封建,践踏孔孟也并不等于能够摆脱孔孟。
首先,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与孔夫子争夺的是天下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性具有排它性,因而其它一切权威和偶像必须被取缔,所以作为中国第一偶像的孔子首先必须被打掉。其次,太平天国的反孔,其呼声与深度不成比例。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的浸润,已深藏于中国人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一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的。洪秀全生长于这样的社会,并三番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向四书五经去讨生活,因此,洪秀全在接受西方上帝洗礼之前,孔子的儒学早就为它洗过礼了。所以,当洪秀全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子牵着鼻子走,造反可以不要儒学,但统治却终究以儒学更为得心应手。于是,定都天京后,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天父诗》中称“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洪秀全用三纲五常的思想维护其政权,说明其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第二,在政治上,提不出正确的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前者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后者则根本没有实施。《资政新篇》虽然被颁布,但从洪秀全到太平天国将士、百姓,很少再有人问津,刚推出就被打入冷宫,说明这个先进的方案超越了“停滞社会’的认同,难以实行。
而作为太平天国施政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明显地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落后和空想的一面。一方面,《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要求消灭贫富差别,要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太平天国把这种愿望用文件的形式完整地体现出来,是太平天国的一个成就,它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即“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是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种尝试,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落后性和空想性。它把生产和生活框定在“通天下皆一式”的供给制模式,并且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完全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它具有落后性。小农经济只能造成贫富分化、阶级对立,要在个体劳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用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废除私有财产,只能是一种空想,在实践中也是完全行不同通的,因此它具有空想性。
太平天国在政权建设方面完全因袭封建等级制度,尊卑分明,君臣等级秩序森严,在继承封建的等级度的同时,还沿袭了封建的世袭制。随着洪秀全等领导人封建思想上的日益严重,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也日益封建化,太平天国以反封建开始却又以封建化终结。洪秀全的迷信、杨秀清的权术、韦昌辉的阴谋、石达开的出走、后期诸王彼此猜忌互不合作,都不仅仅是个人品质或野心的问题,而是更深刻地暴露了农民革命的根本弱点:争做皇帝、宫廷政变、武力火并、任人唯亲等等,这些都是封建主义的必然产物。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太平军最高指挥机构的6个王府,不仅行使政治、军事指挥权,而且也行使宗教权威的独特的权力机构。这种体制,在革命初期,是以兄弟关系和宗教的同质性所构成,因此在革命初期,具有强有力的内聚力。但是后来由于东王杨秀清妄图以宗教、政治、权力独食,连洪秀全也要受其操纵,不得不从名目上转落为君王。杨秀清的这种政治野心和过分的篡权谋私行为,不仅诸王为之不满,而且还产生许多敌对势力,终于爆发内讧,一发不可收拾。李秀成在他的《自述》里,这样写道:“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
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之争逐渐深化,杨秀清的独断专行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连天王洪秀全的王位都受到威胁,于是爆发内讧,已成定局。1856年8月,杨秀清自称“天父下凡”,以前只能对洪秀全称呼的“万岁”,也要求用于自身,韦昌辉与石达开把杨秀成的行为,看作是阴谋篡权,犯上作乱,于是计划暗杀杨秀清。本来,天王杀害东王的目的,只在于维护太平天国的王权。但是韦昌辉不仅把杨秀清杀了,还把杨秀清的弟弟给杀了,甚至连杨秀清的全家老小,全部杀害,凡是与杨秀清有关联的人,无一幸免,诛灭九族,大开杀戒万多人命,涂炭于韦昌辉刀下
第三,军事上也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缺乏战略远见造成的,其中,攻打南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进入南京,预伏了太平天国的悲剧。在攻占武汉之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就北上攻取北京还是东下攻取南京进行讨论,北上的主张几度提出又几度被否决了,最终攻取南京的意见占了上峰。那时候太平天国领导人连石头城的外貌都没有见过,但江南富庶繁华、金陵城高池深,可以做“帝王之家”,则耳闻已久,心向神往。“富裕之地,帝王之家”对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吸引力太大了,在这里小农安逸保守的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定都天京,给太平天国事业上带来了巨大的转折。首先,对满清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攻势变成了守势。攻取南京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大胜利,但也由此使太平天国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力,此后太平天国的首要任务便是守卫南京。这样就迫使太平天国收敛起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于是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同时,由于南京是六朝古都,金粉倚罗之地,因此助长了太平天国内部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荣华富贵的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封建化。毛泽东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如果说洪秀全直捣南京的战略思想在占领南京以前是比较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战略思想在占领南京以后因革命形势的剧烈变化就显得很不正确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力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问题或动作上。”“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在总揽全局的时候，不可以平均使用力量，而必须把握关键，把握重点，只有抓住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才能抓住全局，才能抓住成功，才能抓住胜利。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未熟谙此道，相反，他们认为，“有天下者，莫先于立天下之本，立天下之本，莫先于择天下之地”。在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853 年 3 月，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乘胜进击，而是定都天京，把大部分精力用来设关据守，把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变成固守城池。从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其次，战术运用不得当。在中国历代起义军所抉择的战略战术,不是以全国为对象,有效率、有体系的全面性对应策略。大都只是采用占据,或者占领局部地区,采用流动战略战术为多。太平军的战术就是这样，例如,太平军在占领湖北省的战略要地武汉和安徽省的安庆后,处理战后的时候,表现出极为浓郁的流动战略战术的意味。太平军在占领武汉、安庆之后,为了马上攻击南京,急速移动军队,调动兵力,重新部署。然武汉、安庆占领后的行政治安,民心安顿,完全顾及不上,让清军反攻,乘隙而入,太平军的战果得而复失。然而，这种战术不是长久之策。流动主义战略战术的问题表现在消耗战斗力、战败后战斗力恢复困难、民心向背。翼王石达开在西南地区战斗的过程,就能说明问题,他率军攻打武汉、安庆等地,用的就是不折不扣地流动主义战略战术。石达开用巨大的牺牲代价攻进了城,但是换取的代价只是清军丢掉的一部分粮食和军需品,仅此而已。太平军又要攻打新的目标,那么,在牺牲巨大战斗力之后,不仅来不及补充战斗力,还要移动军队消耗劳力,疲惫不堪。太平军一走,被占领的城,又被清军收复,前功尽弃。石达开虽然始终以进攻的势态东打西杀,但是始终也没有脱离清军包围的态势下进行的。因此,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