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禹廷的“地方主义”源于实践
彭禹廷的地方自治理论是从他领导镇平六年的自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镇平的自治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自治理论。整个镇平自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卫时期。彭禹廷倡导的自卫，其核心内容就是创建民团。民团就是武装起来有组织的老百姓。彭禹廷本着“增加实力，减轻负担”的原则，参照国外瑞士的义务民兵制，结合镇平地方情况加以变通来组织民团的。1927年，彭禹廷出任镇平县南区区长。开始着手创办民团。他主持先后开办三期民团训练班，对民团成员进行“地方主义”的教育，同时进行军事技术训练，使镇平民团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剿匪力量。1929年1月，彭禹廷出任河南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他率民团到南阳、邓县、方城、南召等县剿匪，镇平民团英勇善战，闻名遐迩。为了扩大剿匪力量，1931年彭禹廷又与内乡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等结成联盟，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之后，彭禹廷率民团屡次剿匪，皆获胜利。自卫肃清了匪祸，地方秩序得以安定，有力地推动了自治的进行。第二时期，自治时期。彭禹廷领导成立了镇平县自治委员会，作为推行地方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十个区自治办公处作为全县自治的执行机关，总揽全县自治行政权力，进行自卫、息讼、教育、建设及其他自治事项。第三时期，自富时期。通过自卫，安定了社会，通过自治，又使群众受到了一些初步教育。所以，彭禹廷在进行自治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自富措施。一是兴办地方工业，如玉雕生产和丝织生产等。二是设立农民借贷所及农民信用社。由于农村经济破产，金融枯竭，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困难较大。通过设立农民借贷所和农民信用社，以最低息对农民借贷，以复活农村经济。三是改革农业生产，发展家庭副业。如设立妇女草帽传习所、平民工厂等。四是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五是搞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等。六是提倡国货、土货，抵制洋货、外货，划一斗秤。七是取缔经纪，禁止重利得课。八是设立救济院，收容孤儿。建立义仓以赈灾荒。由于这些措施得当，深得人心，促进了镇平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经济繁荣，人民生活也趋于稳定。彭禹廷的地方自治思想属于乡村建设派思想体系，镇平的地方自治也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改良运动，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全国各地情况不一，名目繁多，背景复杂，乡村建设的内容也各有所偏重，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彭禹廷领导的镇平地方自治，在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有其独自的特点，彭禹廷的地方自治思想与其他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从彭禹廷的地方自治思想来看，其理论来源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体地说是来自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而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又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民权主义中。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步骤。其具体要求是，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训练考试合格人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定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彭禹廷正是以此为理论根据，提出了“缩小的三民主义”即“地方主义”，领导了镇平的地方自治运动。在镇平县十区自治办公处的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十区自治办公处是由人民自治代替官治之过渡机关。其所谓“筹备自治完成一县之训政”乃全县人民为其自身利益自动的办理，不是在官治支配之下，为县政府办理的。以故本县的十区自治办公处，与各县普遍的自治筹备处的性质、目的根本不同，而其根本宗旨，更在于提前实现三民主义，这使得彭禹廷的自治思想带有其他乡村建设派所不曾有的民主主义色彩。
别廷芳的后人在哪里
别廷芳的后代参加革命的很多。他的儿子别瑞久在无法起义的情况下选择了不抵抗，离开队伍到西安生活，1950年病故于西安；大孙子别炳灵在清华大学工作，现在退休后住在武昌；二孙子别炳坤遵照别廷芳的临终遗言，于1944年加入了革命队伍，解放初，在华北局社会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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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廷芳的地方自治
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始于1929年，其目标是“以自卫保护自治，以自治促进自养，以自养根治穷和乱”。并兼用“治乱世而用重典”和“执法严，不徇私”的法则，使当时的内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法官兵亦不敢骚扰的局面。别廷芳地方自治首先从军事入手，他将内乡（当时包括西峡）全县凡16岁至40岁的男丁，除公务人员、在校学生及病残者外，按年龄、体力、家庭男丁的多寡分编为9个团，12个常备营和18个后备营以及由16岁至40岁未参加常备营、后备营的男丁组建成预备队。常备营即为职业兵；后备营是经过训练后发给枪支返家务农，一旦有事，招之即来；预备队具有警察性质，维护地方治安。1928年~1929年间，别廷芳在西峡口和内乡县城创办军官学校（教导团），培养军事骨干以增强民团的军事素质。几年时间，便形成了持枪团丁两万余人，经过训练的无枪壮丁一万余人的武装力量，成为他在内乡推行地方自治的支柱和后盾。1928年，别廷芳高薪聘请造枪工人，并在后寨办起了造枪厂。生产“后寨造”步枪。随后，又聘请技师、招收工人，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到1940年的十余年间，该厂共生产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枪5000挺，手提花眼机枪1500多挺；八二迫击炮150多门，炮弹、手榴弹各数万发。该厂生产的枪炮子弹，全归宛西民团使用，使其武器装备大为加强。 别廷芳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内乡县呈现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繁荣的局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其原因是：一是顺乎民心。清末民初时期，政治腐败，内外交困，地方官员的贪污中饱，豪绅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加重，使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不少农民求生无路，被迫铤而走险；一些地痞流氓乘机拉杆结伙，四处抢劫，政府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大局；新旧军阀各据一方，你争我夺，连年混战；地方上的各种武力，为求生存和发展，自找靠山，攻城掠地，胜者占地为王，败者溃散为匪。加之内乡县地处豫陕交界，境内大山绵延，交通不便，易于隐蔽，加重了全县的贫困与混乱。这种局面，不仅农民无法改变，就连当时的政府也无能为力。这种局面，不但严重威胁着地主阶级的安全和利益，而且也使一般穷苦民众有地不能耕，有工不能作，损失之重，骇人听闻。所以，治穷治乱已成为社会各阶级的普遍要求。当时，中国共产党虽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未能为这里的老百姓所了解、所接受。在乡村建设派的理论风靡全国的情况下，别廷芳把他的自治理论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联系起来，从根治穷乱做起，就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也确能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这使得别廷芳推行的地方自治顺乎民心，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二是纳贤容能。别廷芳当初虽提出了实行内乡地方自治，但到底怎样自治，如何建设内乡，他并没有具体办法，后来所以能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地方自治办法，是由于他善于听取、接受一些志士仁人的建议，并任用了一些自治派人物的结果。最早向别廷芳提出建设内乡的，是在冯玉祥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凤桐。1930年，陈凤桐回内乡赤眉省亲，向别廷芳介绍了中外形势，提出了建设内乡县的具体建议。如禁止种大烟、禁止吸大烟；解放妇女，禁止缠足；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调查户口、丈量土地；禁止贪污，打倒恶霸，消灭剥削压迫；发展交通，植树造林，治河改地；免除苛捐杂税；办工厂、振兴实业等。向别廷芳介绍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的，是镇平县的彭禹廷。彭禹廷推荐别廷芳参观河北省定县霍城村创办的国民学校，介绍其实行村治和制定村治条约，以及20年成为模范村的情况，还介绍了他与梁漱溟创办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推行乡村建设，实行地方自治，以期达到“村村无讼，家家有余”的理论。这一切，为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具体帮助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的，是在河南省地方自治筹备处、自治协会、自治学社等处任职，办过《河南自治报》和杂志，并被任命为豫西、豫西南地区地方自治督察员的杨仪山。1933年杨仪山到内乡后，被别廷芳挽留七年之久。杨仪山在内乡期间，经常奔走于农村、机关、学校和别廷芳的司令部，讲地方自治，培养自治干部，成为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的“指导员”。另外，别廷芳还注意吸取山东地方自治的经验，桐柏县治河改地的经验等。三是严刑重法。别廷芳生长成长在乱世，深知“坏人不除，政治决难进步”。他仿照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治乱世，用重典”，把违背他意志的人统统视为坏人，轻者责罚，重者杀头、活埋。为禁吸纸烟，他打过卖纸烟的小贩，罚过吸纸烟的官员和群众；为治盗窃，他杀过偷掰包谷穗的小孩和偷扒红薯的农民；为保护公路，他打过没执行“雨后铺沙，雪后扫雪”规定的联保主任；对妨碍他的势力或个人，坚决消灭之；对反对他而不便处决的人，则利用打黑枪的办法铲除之。这种办法，确实错杀了很多人。别廷芳在宛西推行地方自治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一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内乡推行地方自治十几年，兵匪横行、各种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为之一变。军政统一，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四通八达的公路、电话网，不仅改变了交通通讯条件，而且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变该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与山争地，与河争地，丈量土地，引进优良品种，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单位产量，减轻了负担。各区保广设学校，有利于教育文化事业的普及与发展。修建水渠、发电厂、酿酒公司等，不仅获得了经济效益，而且对后来工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为全民抗战作了准备。别廷芳在宛西大规模推行地方自治之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我国东北向华北扩大侵略之时。我们虽不能说当时的别廷芳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民族的危亡，因而作好抵抗外敌侵略的准备，但他推行地方自治的结果，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首先，宛西各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发展、财富增加，交通通讯事业亦有长足发展，加之天然的地理环境，为后来河南省会开封及豫北、豫东大片国土沦陷后，河南省军政机关、学校迁此，以坚持抗战，准备了条件。宛西各县作为河南的抗战后方长达七年之久，不能不说与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所取得的成果有关。其次，别廷芳在推行地方自治过程中，实行寓兵于工、寓兵于农的政策，普遍建立自卫武装，并训练各县壮丁。至抗战全面爆发，别廷芳拥有训练有素的壮丁20余万。这批壮丁，不仅是前线抗日军队的来源和后方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汉奸敌特破坏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直接配合正规军与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日军发动随枣战役时，一度侵占河南的新野、唐河。别廷芳一方面命令唐河、泌阳、桐柏、新野四县民团投入战斗，一方面从南阳、内乡、镇平、淅川调集民团七千人，配合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勇猛前进，强袭敌人，一克新野，再克唐河。然后进行总反攻，大破敌军，毙敌七千余人，缴获战利品很多，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明令嘉奖。三是为抗战初期中共在宛属地区发展提供了方便。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捷报频传。这种情况，使以前镇压过共产党，时任河南省第六区（宛属）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别廷芳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检讨了自己以前对共产党缺乏了解，明确向当时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同志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坚决不打共产党，更不能当汉奸。并表示今后新四军需要帮助时，坚决帮忙。从抗战全面爆发到别廷芳病逝的四年里，他一直与中共保持较好的关系，从各方面给中共以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在南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亲临现场，表示支持；对中共在其辖区内活动，他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不加追问的策略；对中共在中原地区的战略支点竹沟镇，不仅给予枪弹接济，而且还派部进驻附近，保卫其安全。别廷芳为抗战初期中共在豫西南地区发展壮大，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掩护、输送干部，建立与扩大抗日武装，提供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