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故事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留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1925年创建东南大学地学系并任系主任。中央大学初期再次担任地学系主任。三、四十年代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被公认为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小学毕业时，他的才学在同龄人中是一流的。然而，他的个子却又瘦又小。有一天，在教室的走廊里，迎面走过来几个同学，在经过竺可桢身边的时候，几个人嘻嘻哈哈、挤眉弄眼。
其中一个人大声挖苦道：“这副小身材，一遇台风就要被吹上天。”
另一个接着大声说：“好一个可笑的小矮子，我估计他活不过20岁。”
听到这些话，竺可桢十分气恼，真想走上前去狠狠地回敬他们几句，可转念一想：谁叫自己长了这么一副单薄的身子骨呢。要想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首先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对，男子汉想到就要做到。”竺可桢连夜制定了一套详细的锻炼身体的计划，还写了六个大字：“言必行，行必果”，贴在最明显的地方，时时地提醒自己。
从那以后，竺可桢便闻鸡起舞，每天天一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到校园里跑步、舞剑、做操。即使遇到大雨天，也从不间断。
小竺可桢凭着自己的勤奋与好学，凭着自己的意志与精神，在知识的海洋中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竺可桢的精神品质和有关的故事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留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1925年创建东南大学地学系并任系主任。中央大学初期再次担任地学系主任。三、四十年代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被公认为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系
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而奠定这个“宗师”称号的基础，正如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施雅风院士所言，是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
1918年秋，竺可桢在获得哈费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美留学期间，竺可桢的父、兄相继过世，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竺可桢应邀去了工资较高的武昌高师。该校学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几乎都听不懂竺可桢的绍兴口音，要通过讲义才能弄明白课程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去刻印讲义。而且师生间的课内外交流也相当困难。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师又以日本留学生为多，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也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而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的南高师，正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迹象。1920年，南高师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就在这一年的夏季，竺可桢调进了南高师，在文史地部教授气象学，同时教授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科的地质学。
当时的南高师文史地部分文学、哲学、历史、地理4系。地理系虽称作是系，专门化课程却不多，与传统意义上的“舆地科”殊无二致。竺可桢认为，满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决策者因缺乏地理知识而铸成的大错。他还向人们举例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地理甚是熟稔，出版的中国地理书“指不胜数”，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当时的美国已有头等测候所200多个，而中国只有上海、香港等二、三处外国人办的测候所。对此，他深感耻辱，并大声疾呼要“组织机关，捐募巨款，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类)及动植物、矿产”。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创办新型的地学系，培养相当数量的为振兴中国服务的、不受外国人控制的地学家。
1920年底，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以南高师为基础宣告成立。以此为契机，竺可桢主张突破地理系专业过于狭窄的樊篱，成立一个新型的大地学系。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等人采纳了他的这一颇有创意和远见的建议，于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东南大学文理科下正式成立，竺可桢被聘为系主任。
新地学系和旧地理系相比，所涵盖的领域要宽泛得多。它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开设有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质考察等新式课程。竺可桢亲自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地理、世界气候四门课程。
新地学系所以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验实习的训练。为了让学生能够进行气象实习，地学系在校内建立了测候所，让学生轮流观察、记录和分析。为了增强实践环节，竺可桢规定野外实习为地学系各科的必修课程。雨花台、紫金山、栖霞山、方山、龙潭等地都是地学系师生常去的地方，通常都是走去走回，而走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身材瘦小的竺可桢。他边走边指导学生在野外自行观察、发现、采集标本。几年之间，师生采集的各种岩石、矿物、古生物化石等标本便已让人应接不暇了。以此为基础，东大在科学馆建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质标本室，并通过与国外交换或购买岩矿、化石等标本，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标本室。
竺可桢异常重视学生自学习惯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教授合作，指导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在校内创办《史地学报》，刊登师生的著译作品。他鼓励学生从中外报刊中摘录地理学最新动态，经他审校，编成《地理新资料》，在《史地学报》中连续刊出，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扩大了师生视野。他指导陈训慈撰写有关世界石油问题的论文，并推荐给《东方杂志》发表；指导朱炳海翻译美国著名气象学家威列特的《雾与航空》一文，并介绍给《科学》杂志发表，等等。学生著译文章，凡经他手的，他都认真校核，细心润饰修改。他自己的名字自然是从来不署的，开始有的学生还把老师的名字写上——写在最前面，可他从不应允，又怕学生过意不去，便加上一句“托辞”：“老师怎么能与学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呢?”。至于考试的形式，则常常是由专题写作替代“闭卷”考试。他的学生几乎都认为这种“同学自修，课外研究，老师指导”的教学方法，对他们帮助极大。
地学系在竺可桢等人的治理下声誉鹊起，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快便与北京大学地质系齐名，南北相映，各有千秋，成为当时中国培养地学人才的两处摇篮。譬如，张其昀、胡焕庸、向达、王庸、吕炯、陈训慈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东大地学系这一时期的毕业生。
“你就做个合聘者吧”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时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后来创办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另一位便是后来做过中央大学教务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
胡焕庸(1901－1998)，1919年考入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三班。次年，竺可桢来校任教。竺可桢对胡焕庸很是赏识，精心指导他和张其昀等6位同学翻译了当曾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的著名地理学家鲍曼的新书《战后新世界》(《The New World》)，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作为他们的毕业纪念。胡焕庸毕业后，又在竺可桢的帮助下，去法、德留学，攻读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1928年胡焕庸学成归国。此时的竺可桢，既是中央大学地学系的主任，又是筹建中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焕庸这样的俊彦英才。如何发挥胡焕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桢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只好叫胡焕庸自己作主：“你喜欢在哪边工作就到哪边去吧。”而此时，胡焕庸也正在左右为难：“一切遵从老师安排就是。”这样一来，竺可桢就更犯难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必须兼得!”竺可桢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两者必须兼得”，微微一笑，问胡焕庸：“你是不是既想到中央大学搞教学，又想到气象研究所搞研究?”“是的，是的。”竺可桢紧接着又问：“可是你却觉得既不能去中大，也不能去研究所?”“对极，对极!”竺可桢双手一抬，愉悦地说道：“关键是要两全齐美，这样吧，你在两边工作，半天在系里，半天在所里，工资各领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个合聘者吧。”胡焕庸听完老师的话，不由笑了。
一年以后，竺可桢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而去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胡焕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职，并将“重心”逐渐过渡到了系里；不过，师生两人仍在继续为“对方”工作，只是都变成“兼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