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一、区别1、定义不同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2、表现形式不同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二、联系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扩展资料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历史与文学区别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崛起。“新历史主义”宣称一切关于历史的文本都相当于文学虚构（海登·怀特）。论者称“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而所谓的“制造故事的能力”，指的是，“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
西方在“新历史主义”出现之前，历史和文学要严格分家，历史讲理性和真实性，文学讲感性。在中国，对《史记》的研读，有人侧重于历史，有人侧重于文学。唐代韩愈把《史记》与《庄子》、屈原的楚辞、司马相如的赋并称为写作样板，此后人们常把《史记》当作文学来读。如此说，并不是为了炫耀中国人对于历史著作的认识超前于西方这么多年，而只是想在西方现代理论的比照之下，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史记》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从技巧上说，无非是笔力雅健、气势沉雄，尤其在长篇传记中表现突出，如前文详细介绍过的《项羽本纪》；至于文章瑰伟壮丽或细腻生动，这在庄子等人的文章中也能见到。《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在于作者主体精神的高扬，就是他以受刑之身，满怀愤懑，灌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以使读者感同身受：
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司马迁对才高命蹇之人，如屈原、项羽，甚至游侠刺客都更具同情和理解。但司马迁又不是气量狭小的井底之蛙，他少年时的壮游、他的历史学家的家学与抱负，都使他常以天下苍生为念。《史记》关注的面极为宽广，《平准书》、《封禅书》、“货殖列传》涉及的是经济政治问题。《平准书》历来被认作是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评，在他治下，原先殷实的国库开始亏空。汉武帝个人既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穷奢极欲，修宫室，巡郡国；又好大喜功，追求帝王的功勋，黩武开边，兴修水利与救荒赈灾也所费颇多。再加上社会上不良商人豪富囤积居奇，以个人营利为最高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些，都导致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的衰退。但司马迁也看到汉武帝实行“平准”——调控物价——的政策的正面意义，打击了豪族与奸商对财物的垄断，使皇家财物增益的同时，也使汉家天下财富增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及百姓利益的角度来观照他的写作对象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我们看到司马迁所著历史在叙述个别的事的时候总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比如写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联系的是整个汉朝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和走向；写帝王将相、写游侠刺客、写儒者文人，都放在他们各自的精神脉络中运行。所以《史记》是有着“诗”的品格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曾以这两句话向司马迁致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