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勃兰特的惊世一跪的认识
勃兰特一跪，德国人彻底站了起来
今天，学习了《勃兰特下跪赎罪受到称赞》这一课，这是苏教版必修二第三单元“历史的回声”------“永志不忘”专题的最后一课。讲的是1970年12月7日，在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时，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下跪赎罪。
我认为勃兰特的认罪赎罪是“虔诚的”而非政治作秀，首先下跪的举动并不在国事访问的计划议程之中，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是“意外的事情”，之所以会有下跪忏悔的举动，用事后记者采访勃兰特本人的话说是“本能”和“下意识”。“下意识”又叫潜意识或无意识，它能主动地对人的性格和行为施加压力和影响。勃兰特“二战期间流亡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斗争”，本身也是纳粹的受害者。“二战”期间的流亡经历让勃兰特非常理性地“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这些都表明他个人的下跪赎罪并非一个政治家的作秀。
他下跪时的身份是“联邦德国总理”，同时勃兰特的下跪得到了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的支持，他“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这也表明勃兰特的意志代表了联邦德国的意志。“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亲自去波兰，为刻有下跪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表明统一后的德意志民族都是支持勃兰特的下跪赎罪的举动的，表明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在“虔诚地”忏悔。如果说柏林是德国的心脏，那么勃兰登堡门无疑是柏林的心脏。德意志民族在自己心脏的最核心部位“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更是以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来表明这个民族将铭记自己在历史中所犯的错误。
勃兰特代表国家民族的惊世一跪，让人们看到了德意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心胸坦荡的民族，也是一个不逃避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民族。从小学开始，德国就在历史书里这样教育学生：“我们日耳曼民族曾经侵略过别的国家，我们曾经对别的国家和民族造成过伤害。我们每个德国人都要对过去的行为负责，都有责任不让历史重演。”这样一个懂得深刻反省的民族，走向强大是必然。
而日本政府却一直在逃避过去，拒绝承担责任。日本的一些右翼政客把战犯说成是“英雄”，把侵略别国说成是“进入”，把侵略的历史说成是捏造的。他们甚至在学校对学生进行这样的教育:“别国那样谴责我们的过去，是因为嫉妒我们现在的成就，我们没有必要向他们道歉！”
跪着的德国人比站着的日本人高贵！
学生们在上完课后纷纷写了感想交上来，下面就把他们的感想晒一晒：
田康龙：勃兰特惊世一跪名动世界，一名权高位重的总理能为无辜的死难者下跪，为德国曾犯下的罪恶赎罪，体现了德国人的美德：正视历史，直面罪过。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觉得勃兰特是君子，而日本的一些首相是小人！
潘琳琳：这一跪，虽说是下意识的，也令我感动。一个堂堂的大国总理能放下架子，为“二战”的死难者下跪，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又感动的举动。我觉得，跪着的德国总理比站着的日本首相要高大！
国海涛：勃兰特这一跪，是代表整个民族在谢罪，这一举动无疑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高兴和慨叹。这是一种勇于承担的胸怀！
苏畅：他是联邦德国的总理，却放下架子，下跪赎罪，因此受到全世界的称赞。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鸣和尊敬。
蒋茜倩：90度的弯膝一跪，赢得了人们的理解与尊敬，这一跪看是羞愧，实为伟大。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为过去所犯的罪恶忏悔，我更希望将来不再有罪恶和忏悔，愿和平之鸽在天空中飞翔。
最后，以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诗结束本文：“双膝弯成直角，赋予世界一个全新的尺度。”
你会道歉吗?
你会道歉吗？这个问题似乎很可笑。我们从学习语言开始便与“谢谢”“对不起”“请”等礼貌用语打交道，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呢？下面，请用一分钟时间回忆一下，自己是否可以从容不迫地说出“对不起”三个字？
美国公关专家苏珊·雅各贝曾说，学会道歉，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技能。而对于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技能却被有些人看作是懦夫的表现。有的人认为，道歉便是软弱。这句话听了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如果单前是妥协，那么什么才是坚强？难道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才是为人处世之道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所谓的文明、风度、礼貌又和禽兽的“弱肉强食”有和区别？！虽然我很渺小，但我却可以大声地告诉这些愚昧的人：真诚的道歉是明理、礼貌的表现！
有的人曾经告诉我，他长这么大从未说过：“对不起”三个字。其实，没向别人倒过歉并不代表没犯过错误，反之，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真诚的道歉会使人感到好的'感情，并更加密切和珍视彼此间的关系和友谊。一个人不能保证他永远也不会反错误，“人恒过，然后能改”，只有勇于正视、承认自己的错误，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否则，他永远也只能封闭zai
历史回眸：勃兰特是怎样跪下的
维利·勃兰特的历史认识勃兰特曾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作为一名德国人和德国政治家,勃兰特不回避德国在二战中曾经犯下的罪行。勃兰特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法西斯德国在波兰的大屠杀,“从1939年9月遭受突然袭击时起,到恐怖令人战栗地结束时止,波兰一直担惊受怕,这是单纯的数字所无法表达的。波兰人民付出六百万人的牺牲———这一数字几乎包括它的全部犹太居民。在波兰的土地上,发生了大规模灭绝犹太儿童、妇女和男人的事件———仅在奥斯维辛就杀害近四百万人。”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了波兰,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在与波兰签署联邦德国与波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纲领性文件———《华沙条约》后,勃兰特在电视讲话里说,“象奥斯维辛这样一些名字还将长久地为两国人民所牢记,并将提醒人们,人世间是可能出现地狱的;我们曾亲临其境。然而正是这一经历迫使我们决心抓住未来的任务。逃避现实会制造危险的幻想。对这项条约、对和解、对和平的肯定,是对德国全部历史的信奉。”1973年6月,勃兰特访问了以色列,成为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以色列的亚德瓦谢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念《圣经》。勃兰特称“耶路撒冷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我最后一个重温过去的地方。……然而耶路撒冷却是最重要的一站,因为它完整地体现了我们黑暗的过去。它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勃兰特尊重人民,并与人民站在一起。在谈到战后是什么力量使自己从挪威回到德国时,勃兰特说:“不是祖国征服了我,而是人民,是经历了专制、战争和崩溃之后又试图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的人民。是的,是人民使我重新成为德国公民,是他们每个人那种惊人的工作热情,是他们那种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是他们那种相互帮助的精神。”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大国一分为二,并且处于美苏两大阵营的最前沿。联邦德国建国后的阿登纳政府采取倒向西方阵营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西方的对抗局势。为了给联邦德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勃兰特顺应民意,积极推动“新东方政策”,推动与东方国家的和解。勃兰特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尊严,做出了举世震惊的“华沙之跪”。勃兰特称“华沙之跪”也是要与人民在一起。“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因为许多人,甚至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勃兰特认为,虽然不能把罪过归于所有德国人尤其是战后的德国人,但并不说明德国人对那段历史毫无责任。尽管勃兰特称自己对那段历史“问心无愧”,“把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罪过只能由某个人去承担,绝不能让人民或下一代人去承担”。但是,勃兰特同样强调,自己和其他德国人对纳粹上台负有责任。“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委婉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或者称为连带责任。……我们应该自问: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有千百万人愚蠢地追随他,而且还因为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作为政治家,勃兰特不仅自己能够正视历史,而且有勇气代表本国人民为历史负责,打开与东方国家的和解之门,其主要做法就是推行“新东方政策”。勃兰特说新东方政策的目的在于探索同东方达成“妥协和和解”。“新东方政策”的重要一环是缓和与波兰的关系。为此,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了波兰。勃兰特称自己的华沙之行是不得不代表自己的同胞“去接受一次历史的考验”。勃兰特称自己对“华沙之跪”这个行动“并不感到差耻”,“在德国最近的历史的重负下,我做了当用语言无法表达时人们会做的事情;我以此来悼念千百万受害者”。谈到自己1973年6月的以色列之行,勃兰特称其以色列之行“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新德国的代表”。耶路撒冷之行“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它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忘记或抹掉”。对于在亚德瓦谢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念《圣经》一事,勃兰特称“就像在华沙时一样,我对自己说不能仅仅面无表情或激动地献一个花圈完事。……我想有所表示,不愿意无动于衷。我反复地对自己说,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