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看来，十七年的文学是怎样的？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突出点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地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
应当重视十七年文学。在前三十年的文学史中，“十七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把它抛弃掉。“十七年文学”和民国的新文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变化，这其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转折。这其中是不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和新的运作机制，这些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学者探讨。八十年代十七年文学被否定在整个八十年代，“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作品，都是被否定、遭鄙薄的。在八十年代前期，“文学创作的规律”是一个理论批评的常用语。理论家批评家们总强调要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则被视作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畸形儿。在八十年代前期，人们还强调“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显示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作品，则被视作是“伪现实主义”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后，情形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以上内容参考千龙网-洪子诚：为何我们要重新重视“十七年文学”？以上内容参考中新网-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
关于十七年散文的一些知识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抗美援朝的开展和胜利，为散文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和通讯，特写成为新中国散文创作的第一声春雷。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重要内容。且此时的散文不仅题材广泛，且形式多样，抒情散文，报告，传记文学，随笔，杂文，小品文等都在曲折中获得了发展。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严重受到政治的干预，致使单一的左翼文学控制着整个文化界。作家失去了创作的自主性，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等被强制纳入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纵观十七年文学，其中虽然在黑暗中曾有过几点火花，但却由于环境的力量使其瞬息即灭。起起伏伏，文学成了政治的晴雨表。
由于文体上的特点，小说受其“毒害”最大。散文、诗歌、杂文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起五四文学，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呈现了衰退情景。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地陷入某些困境。
第一，片面追求“诗意”而美化和粉饰了生活。这个时期普遍重视散文的“诗意”。但什么是“诗意”？它能给散文带来什么？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对于“诗意”的理解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解是指作家在生活中发现、提炼一种闪光的思想感情。另一种理解，是指散文中有诗的意蕴，具有诗优美、含蓄的意境。另外还有综合的看法，本文采用综合的观点。
散文的诗意化若作为艺术追求的一个内容则会合适一些，弊病在于过分地去扩大它的好处，把散文的这个特点扩展成所有优秀散文都必备的特点。这也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追求单一化的大环境下带来的片面。
杨朔是支持诗意中最自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例如《荔枝蜜》，他写蜜蜂的辛勤劳动，以此歌颂千万辛勤的农民为后世酿造甜蜜生活所付出的劳动。但其中某些不值得提倡的成分则被粉饰和掩盖了。作家固然极力挖掘了生活的美，但却忽略了严峻的现实生活，因此位能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散文自觉、不自觉地美化了生活，拉大了与现实的距离。当散文只局限于表现盲目乐观的一面，则不可能对现实生活作出深刻的思考。因此，散文的发展受到阻碍也就可以理解了。
于是散文的第二个困境就也显现出来了。散文的重要特点本就在于其真挚、自然，尤其是要有作家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这也是散文的重要特点之一。作家既然极力往“大”方面写，脱离生活，则作品中就显得矫揉造作，散文的最大悲哀正在于此种盲目夸大。仍然以杨朔为例。《雪浪花》中的老渔民，《荔枝蜜》中的蜜蜂，《茶花赋》中栽培茶花的花匠，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可爱可敬的，然而把它升华为某些象征，极尽颂扬，这就太牵强附会了。周立波曾精辟地品评杨朔的散文：“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
另外，对“小我”的忽略，成了“五四”以来散文的断层。“五四”散文无不把作家真实的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等，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等，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等散文大家均如此。他们虽然风格各异，但都能反映自己的真实情感。但十七年的散文是找不到自我的。作家们或不自觉地遵循“规范”，或力图从题材的多样性上另辟蹊径，以弥补失去自我的缺陷。其中，有通古论今的历史掌故，有优美的山水游记，地方人物志，也有知识小品。例如秦牧《花城》描写了南国姹紫嫣红的年宵花市，翦伯赞《内蒙访古》展现了内蒙古草原的风光和历史，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写出惊涛骇浪中的磅礴气势等。但创作倾向基本是表现乐观、积极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的。个人的完全消融，也就容易暴露作品中的虚伪、矫情成分。当然不是说上述作品如此，但夸张某些感情是有的。总的来说，读者并不满于这种不真实。
对比五四文学，十七年的散文创作表现出了一种山穷水尽的困境。究其根源，是由政治指挥与作家的创作观所决定。而十七年散文作家在大环境下的坚持与努力，则应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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