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影响呢？
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成熟使得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宋朝的官僚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结构，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时代，皇帝为何甘愿与士大夫一起共治天下呢？我们下面就来探析一下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北宋地图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是科举制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的门阀士族虽然都已经衰落，但仍然还存在有较大的势力，因此，科举出生的官员在整个的官僚体系中所占到的比例其实并不大，大多数的官员仍然是通过门荫、荐举、军功、胥吏等途径进入仕途。唐朝前期，由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存在，朝廷要员基本都是贵族子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皇权的不断集中，个人的才能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士族地主不断衰落，门阀制度日渐崩溃，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有才能的贵族子弟则越来越少，门荫制度逐渐走向衰落。这里我们要补充的一点是，隋唐时期关陇军事贵族之所以会兴起，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隋唐两朝的建设参与者，简言之就是，隋唐两朝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而他们的衰落主要是因为皇帝想要加强皇权统治，所以便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官僚体系，以此来和关陇贵族做对抗。通过看隋唐两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隋唐两朝很多皇帝的诸多行为，其实都是在与关陇军事贵族做对抗。隋朝版图在门荫衰落的情况下，士族子弟转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科举考试内容中的诗赋文章在客观上要求应试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这成为了做官的基本要求。士族之家的经济条件好，获得知识的成本低，这就使得他们有能力为子弟提供更好的文学教育与政治能力的培养。而且，唐代科举没有锁院、弥封、誊录等制度，请托公荐之风盛行，这使得权贵子弟科举及第的机会大大增加。科举及第之后，士子们还需要通过吏部铨选才能被授予官职，在这方面权贵子弟的优势更加明显。即使在进入仕途后，权贵子弟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迅速获得升迁的机会，从而世袭到高位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层层的限制明显不利于寒门子弟，譬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唐高宗朝科举出身的十一名宰相中，只有两人是寒门子弟，其余九人均出身于官宦世家。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甚至提出了：“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的主张。此时的科举制度已然变成了高级官员子孙世袭高位的工具而已，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本选贤举能的作用。除了贵族之外，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常年混战不休，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武将手中，社会风气变成了“重武轻文”，形成了所谓的“武人政治”。而这也正是宋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形势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门阀制度已经崩溃，士族地主衰落，寒族地主兴起，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力，而宋朝统治者也需要他们的支持。宋开国之初，便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统治者对于科举考试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尤其是在宋朝前期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时期，为了扭转五代时期的重武轻文的风气，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录用文官以压制武将。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加速了宋朝实行崇文抑武，以文御武的国家政策的推行，取士名额大量增加，更加公平合理，大量的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便被终结了。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宋朝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宋太祖像中国封建社会官员的来源主要有科举、世袭、恩荫、荐举、胥吏入流、进纳买官、军功补官等；而科举入仕途的官员在宋代全部的官员中所占的比例是不断增加的，尤其是在高级官员方面，进士科出身者成为宰相等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唐朝初年时，常科进士及第者每年平均只有十人左右，明经科的录取名额也通常不会超过进士的三倍，而且，根据唐朝制度，科举合格者想要成为官员的话，还需要经过吏部的铨选。因此，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一般只有几十人而已，但是唐朝每年入流的官员却多达成百上千人。由此可见，科举入仕的人数比例之低。此外，在高级官员方面，科举出身者所占的比例也比较低。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后得知，在唐高宗时期，科举出生的宰相总计十一人，其中寒门子弟出身的只有两人，其余九人都是士族子弟。但是在此之后，形势开始逐渐发生逆转。随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录取的名额也逐渐扩大，科举出身者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武则天时期，除了开设常科以外，经常开制科以笼络人心。武则天在位时期的宰相中，科举出身者人数增加到二十人，占到宰相的二分之一；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共计二十七人，科举出身者就达十八人之多，超过三分之二，比例相比以前又有所增加。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到的比例已超过半数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还在不断提高。唐玄宗像到了宋代时期，科举取士已经成为朝廷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科举出身的官员所占到的比例都比较大。有学者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嘉定四选总数》统计：嘉定六年（1213年），四选名籍共计38864人，其中科举出身者达10925人，其比例为28%，门荫补官为22116人，比例为占比57%。当然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嘉定四选总数》中所统计全部官员并不是都有实际的差遣，相比于科举出身的人，门荫补官及其他出身者获得实际差遣的机会要小很多，因此，在获得实际差遣的官员中，科举出身者所占到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在像宰相这样的高级官员方面，科举出身的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宋太祖本人也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在北宋各朝的宰相与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占绝大多数，甚至在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宰相与副宰相全部都是科举出生。据统计，北宋时期的宰相共有71人，其中科举出身者就有65人，占到了92%；副宰相共计153人，其中科举出身者就有139人，占到了91%。南宋时期，科举出身者在官员中的比例则不断提高，甚至在高级官员的比例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极大程度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官僚结构。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改变了官僚结构，科举出身的文官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不仅使得许多有识之士有了入朝为官，从而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机会，体现了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传统，而且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士人们接受系统的文学与政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治国理政的相关知识。这也就使得宋王朝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官僚队伍，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行政能力，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朝廷行政效率的提高。与恩荫、胥吏、军功等出身的官员相比，许多士大夫们出身贫寒，更加了解民间疾苦，在施行国家政策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到普通民众的利益得失，且能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注重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士大夫政治之下，宋朝通过科举考试广泛吸收各阶层和各地域的士人进入到朝廷的官僚系统中来，为宋代的官僚系统不断补充新鲜的血液，以此来促进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通过这样不断的吐故纳新，宋朝政府能够及时地为各地机构补充空缺的官员，并将年老力衰与违法乱纪的官员清理出官僚队伍。宋朝士大夫此外，科举出身的文官深受儒家理念的影响，希望皇帝能够不横征暴敛，也不能轻易发动战争，认为国家应该要“藏富于民”，而频繁发动战争必将造成整个国家的不稳定乃至是灭亡。宋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士大夫政治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这种士大夫治国的政治模式对于君主的暴政起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富弼就曾对宋神宗说过：“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士大夫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则是配合宋朝的崇文抑武政策，造成人们对于读书人的尊重，在社会上兴起了读书人应举之风气，上至官宦世家，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寄希望于科举考试，一度形成了“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的局面。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成为宋朝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之一，改变了宋朝的官僚结构，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终结了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这有利于暴政的防范，从而促进社会上读书应举风气的形成，同时也极大的保障了普通士人参与政治的渠道，加强了宋朝的皇权统治。
宋代，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局面？
士大夫和天子“共治天下”这种制度，即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也削弱了宰相的权利。这种制度两者相辅相成，会有效防止中央集权。宋代的政治体制的鲜明的特征：皇帝掌握立法权，宰相手握行政权，台谏拥有监察权。三者互相依赖，又互相制衡。这就形成了宋代独有的政治体系。宰相作为士大夫这个群体里的政治代表，他的权力和皇帝的权力是相辅相成的。《宋史》中记载着一段话：“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陛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个国家的立法权和决策权归皇帝掌管，宰相掌握的是国家的行政权，皇帝不可以任意侵犯到宰相的权力，宰相也不能以下犯上，谋夺皇帝的权力。所以在这种制度下，如果皇帝要下诏书，必须先经过宰相的同意，才能颁布诏书。但是虽然在宋代宰相的权力很大，却没有出现相权威胁皇权的案例。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宰相不能出生在门阀世家。宋代的宰相一般都是用自己的真才实学获得皇帝的重用，所以宋代有很多宰相都出身平凡。当他们不再站在政治舞台的时候，对朝廷也就没多大影响了。
为何在北宋，士大夫阶层的权力和地位如此之大？
刚开始，士大夫阶层是宋朝君王特地扶持起来用以制衡武官集团、确保天下安宁的势力集团。另一方面，治理天下确实需要士大夫的帮忙，士大夫阶层是代替君王治理天下的。治理天下确实需要这帮读书人。刚开始，宋朝君王扶持文官集团以抗衡武官集团，保证武官集团不会“犯上作乱”。这给了士大夫阶层很大的发展空间，让他们在宋朝初期迅速崛起。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慢慢地连宋朝君王也不能忽视他们，最后形成了宋朝君王和士大夫“平分天下”的局面。换句话说，如果一道政令得不到广泛的士大夫阶级的认同，那这道政令就只能停留在文字层面，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由此可见，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地位和权力之大。至于有的人说：为什么治理天下一定要靠士大夫阶层？靠普通的读书人不行吗？其实，普通的读书人是会变的。刚开始，他们确实是寒门子弟，一穷二白的他们获得君王的重用，和士大夫阶层有着天然对立的关系。他们想要展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们会逐渐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份子，慢慢地和士大夫阶层“同流合污”。因此，基本上所有"混的好"的读书人都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新鲜血液"。再加上五代十国的乱世给了宋朝君王太多的阴影，所以他们对武将是严防死守。一个重要的制衡手段就是借助士大夫阶层限制武将权力。借助士大夫的力量完成重文轻武的“国策”。正是因为士大夫阶层帮助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打压武官集团的必要性，再加上自身的不断发展，才会使得士大夫阶层的权利如此之大。
宋太祖赵匡胤为何会定下“不杀士大夫”的规定？
对自己子女的皇权进行制衡，防止出现什么不好的皇帝，皇权需要一定的限制，知识分子明白，皇帝宋太祖也明白，否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压制的皇帝，大宋很可能陷入僵局，宋太祖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但他不保证我们的后代能像我一样，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士大夫集团作为制衡未来皇帝的力量。最终，宋义超基本达到了宋太祖的要求，士大夫官僚集团联合起来对皇权进行制衡，皇帝远没有其他朝代来得舒坦，因为他们每天都被士大夫牢牢盯着，有点作弊的行为，士大夫皇帝的设置就有助于纠正。两宋期间，北宋末年的裴松因为受不了士大夫集团的监督，而利用太监，这群士大夫，在太监郑、张、奸臣的帮助下对付他的掌上明珠，把北宋著名的 "六贼 "中的三个人当成了太监，结果裴松玩脱了，导致了北宋王朝的毁灭和他悲剧的结局。只有他的助手之一翁应龙被明朝下令杀害。这表明，陈公辅的观点与历史事实是一致的。后人认为，宋朝是 "宽厚柔和 "的。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宋太祖的密誓确实体现了 "宽严相济 "的积极一面。当然，在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这种政治文明的进步是有限的，不能高估的。尤其是宋高宗不顾宋太祖的毒誓，亲自下令两次屠城，即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凶残。自宋朝以来，金、元、明、清乃至后来，政治文明的倒退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专制和暴政权力得到了加强，政治过程中的残暴、迫害和杀戮，对人命的漠视，却被视为司空见惯。从重视人的生命的现代人权和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历史的邪恶传统，应该受到批判、谴责和唾弃。
宋太祖赵匡胤不让后人杀害士大夫得原因是什么？
因为士大夫是文官，文官一般没有能力造反，赵匡胤想培养文官集团协助他治理国家，才会让后人不得杀害士大夫。首先，以往的经验告诉赵匡胤，武将不是靠谱的盟友，赵匡胤本就是武将出身，他也是通过造反建立了宋朝，他深知一个武将想要造反是多么地容易。在宋朝之前还有门阀，皇帝可以和门阀一起统领天下，然而到了宋朝已经不存在门阀了，赵匡胤也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门阀世家了。此时赵匡胤将目光投向了士大夫，士大夫是一群读书人，在古代读书人颇受人尊敬，赵匡胤扶持士大夫，便相当于拉拢人心。且读书人饱读圣贤书，崇尚忠孝礼节，对君主忠诚，皇帝不用担心士大夫是否会造反。再者，宋朝的士大夫来自五湖四海，赵匡胤不用担心他们会像以前的门阀一样联合起来威胁皇权，所以赵匡胤才想要维护士大夫。此外，赵匡胤希望士大夫能够制衡皇权，因为他担心他的子孙后代中出现一个昏君，那他一手打下的江山就会被毁于一旦。纵观宋朝，赵匡胤选择了士大夫来制衡皇权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士大夫平时负责监督皇帝的一言一行，只要皇帝犯错，士大夫就敢直言不讳。宋朝的皇帝只有宋徽宗不顾及祖宗的教诲，重用了官宦集团，以此来反抗士大夫的监督，结局可想而知，北宋在宋徽宗手中覆灭了。赵匡胤强调不得杀害士大夫，要重用士大夫，实现皇帝和士大夫一起统治国家的目标。也有人认为宋朝这样重文轻武，才会导致后面的惨淡结局，但是如果宋朝不这么做，或许早就被武将夺了江山。虽然宋朝的结局并不好，但是起码宋朝曾经繁荣过，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