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屠杀是什么?
是元初宋未，蒙古入侵者对北方中国人的大屠杀，死者六千-八千万人。而个别地区屠杀最厉害是什么地方，一个仍是蒙古对呼罗珊的大屠杀，死亡700万，占当地人口的95%；另一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明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伟大现大作家郭沫若称）对一千万四川人的大屠杀。这场屠杀，令人烟密集的四川变成一个千里只有鬼唱歌的地区，直到顺治中，才移湖广实四川，多少恢复了一点生气。 这样血腥的历史是谁故意抹熬的？是谁为了党派利益故意弯曲的？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因为，历史是御用文人编写的。 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最高统治者可以搜括最大限度的财富供自已消费。中央集权并不能消除战争，事实上中国在历次内乱中死亡的人数恐怕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战争的总和。中央集团的外延总是有限的，因此帝国的疆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清朝的骑兵可以向西扩张到准葛尔，恐怕今天中国的领土比印度还要小三分。而事实上，以文明传播领域来说，中国文明也是各古文明中最小的一个，就算是印度文明，传播的空间包括次大陆和东南亚，以及西藏等地，也比中国大两部。 中国文化是一个集权的文化，中国人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衰落，并不是由于分裂，而是由于集权，集权本身就肯定是内敛锁国的政治；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下以上的地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开拓新的领域。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汉人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满狗，他们同时杀汉人也就不打紧。汉人可由汉人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汉人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的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门大桥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记载中的万人坑。我曾闻讯前往河边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一旦想及此节，令人欲哭无泪，欲泣无声。 是元初宋未，蒙古入侵者对北方中国人的大屠杀，死者六千-八千万人。而个别地区屠杀最厉害是什么地方，一个仍是蒙古对呼罗珊的大屠杀，死亡700万，占当地人口的95%；另一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明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伟大现大作家郭沫若称）对一千万四川人的大屠杀。这场屠杀，令人烟密集的四川变成一个千里只有鬼唱歌的地区，直到顺治中，才移湖广实四川，多少恢复了一点生气。 这样血腥的历史是谁故意抹熬的？是谁为了党派利益故意弯曲的？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因为，历史是御用文人编写的。 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最高统治者可以搜括最大限度的财富供自已消费。中央集权并不能消除战争，事实上中国在历次内乱中死亡的人数恐怕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战争的总和。中央集团的外延总是有限的，因此帝国的疆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清朝的骑兵可以向西扩张到准葛尔，恐怕今天中国的领土比印度还要小三分。而事实上，以文明传播领域来说，中国文明也是各古文明中最小的一个，就算是印度文明，传播的空间包括次大陆和东南亚，以及西藏等地，也比中国大两部。 中国文化是一个集权的文化，中国人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衰落，并不是由于分裂，而是由于集权，集权本身就肯定是内敛锁国的政治；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下以上的地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开拓新的领域。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汉人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满狗，他们同时杀汉人也就不打紧。汉人可由汉人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汉人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的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门大桥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记载中的万人坑。我曾闻讯前往河边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一旦想及此节，令人欲哭无泪，欲泣无声。 中央集权主义最可怕的一层，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知识系统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权化。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牺牲地方服从中央，牺牲今天服从将来；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牺牲地方记忆，服从宏伟叙事。于是就连我们的苦难都是中央集权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统一到一个相同的哭泣声中来，四川人的哭泣就会被历史省略，被民族主义叙事一笔勾销。一个四川人可能很真诚的为"扬州十日"而垂泪，但他对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杀却可能一无所知。正如我曾经在四川的乡下特意询问那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所谓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来的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我们的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来塑造和培养的。这种模式一步步教会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会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保持亢奋。 这种模式，成功的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记忆，地方的知识，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实上被编排，就是在价值上被藐视。这使众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感上，成为了地方主义的痴呆症患者，和集权体制的发烧友。然而地方主义，是链接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为民主首先是一个地方概念，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力及其来源的本土化。没有地方记忆的凸现和地方情感的养成，就没有一种健康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共同体的立足之地。我若没有作为一个四川人的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就是虚妄的。我若没有对四川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就是危险的。如同婚姻是一种最小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地方主义也是一种最小化的政治集体主义。地方主义的政治观是一种中道，既能抗衡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又能适度消解虚妄的天下观与狂热民族主义。 在眉山人郭沫若式的历史观中，张献忠的抗清被赋予太多的民族大义，被给予李自成之后太多绝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张献忠的入川和大屠杀，却是蜀文化三千年历史最悲惨的一场浩劫。在这一年，四川人的敌人是张献忠，而非满清。因此这一年之于四川的意义，是与其之于中国之一般的意义截然相反的。而与中国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义，是否就是没有意义？如同与全体利益相悖逆的个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当的利益？大陆20年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确立了个人利益及其权利主体的正当性。而我们未来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则是要进一步确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当性。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主义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为李家的人显然不会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会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义就是培养地方主义的情感，培养一种源远流长的本土价值传统，即宗族与城邦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后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性。当古典的地方主义被消灭后，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黄子孙。最近大陆也开始流行祭祀黄帝，因为你若已没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黄帝。如果说祭宗庙是古典地方主义的文化仪式，那么祭黄帝就是中央集权主义的文化仪式。 因此凸现地方真相，在文化上伸张地方的苦难，就与在政治上伸张地方的利益几乎同等重要。 外来政权的两种模式 某种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杀，只是四川两千年来外来政权模式的一个必然结局。就像专制主义国家总会发生饥荒一样，专制主义国家也总会发生屠杀。民主正是一种根植于地方主义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讲述美国政坛秘诀的书，作者透露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种自下而上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义，并不能保证杜绝异族侵略者的屠杀，但却能彻底化解本土执政者发动大屠杀的可能性。 360年前的张献忠大屠杀，特征之一就是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献贼在成都僭位称帝，建号大顺。一般而言，从流寇变成坐寇后，统治者都会开始一个较为开明和温和的阶段。因为涸泽而渔显然是非理性的。但统治者的理性却不能给民众的安全一个包票。因为献贼大屠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杀模式中，通过屠杀进行暴力威慑，以及因攻城略地遭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于是屠城以报复。这是两种常见的情形。张献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时间，随即进行了三日的屠杀。这还可以归入报复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献贼在随后两年中进行反复的屠杀，士农工商无一幸免。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尽管张献忠也想最后做皇帝，但他显然没有信心，知道自己强弩之末，无力改变满清入关后的大势。加上坐寇的理性终敌不过流寇的习气。于是残忍乖戾，以屠杀为乐。成为中国史上与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让的两大民贼之一。。
纳粹大屠杀的最终屠杀
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了独裁执政，纳粹党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太活动。在同一年，纳粹德国政府撤销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位。在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 将“犹太人”作出定义。根据纽伦堡法案，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纽伦堡法案还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民权利。1935年 9月15日，在希特勒主持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两部反犹法，《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德意志帝国公民法》中规定：只有日耳曼民族或与日耳曼同宗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犹太人以及吉普赛人已不再是帝国公民。《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规定犹太人的贱民地位，使之成为“不可接触者”：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民族等所有非犹太人通婚或性交。1938年11月9日，戈培尔指挥德国各地的冲锋队烧毁了191座犹太会堂，彻底摧毁7500家犹太商店。犹太社区满地都是碎玻璃，这夜被称为“水晶之夜”。事件中发生了680起受害者自杀事件，三万多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 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而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单是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极端化，而且这些政策亦伸展到德国占领的地方。德国在1939年9月尾并吞了波兰以后，纳粹德国将它们国内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内陆﹐称为“普通政府”的地区。犹太人被放置在“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之内。最大规模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位于华沙。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1940年秋末，党卫队把约40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 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里，它的周围将近2英里半长，1英里宽，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16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 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 还不准犹太人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继低地国家，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被纳粹德国占领，更多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由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开始以后，德国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作出大规模的大屠杀。盖世太保最初的杀人方法是用手枪射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万人坑里面。但是柏林想出了更有“人道”的杀人方法来减低秘密警察的压力。这个方法是用毒气杀人。初时秘密警察只用汽车的废气来杀犹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国采用了氰化氢气(Hydrogen Cyanide Gas)来有效地杀死最多犹太人。在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6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这些地点被选择的原因是它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以及它们都不是军事上重要的地点。所以，纳粹党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落实“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以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来杀犹太人。通过货车车厢，犹太人被运到这6个杀人的集中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运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会被送到毒气室。被送死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入到浴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其他的集中营只有杀人的任务而没有苦工营的。希腊是犹太人遇难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7.7万希腊犹太人只剩下10000余人，死难比例高达 80%，其中大部分是被送到奥斯威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灭绝营后处死的。南斯拉夫原有 75000犹太人，主要遇害于战争前期。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瓜分了南斯拉夫领土。只保留了一块“克罗地亚自由国”，德国推行了亲克抑塞的政策，将塞族人和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仅剩下24名幸存者。罗马利亚将犹太人一批批地送往波兰的灭绝营，战前罗马利亚犹太人有75万，战后只剩下不到40万人。1943年8月德军开进“保护国”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解除了丹麦军队的武装，将国王软禁，逼迫丹麦政府辞职。并准备在一夜之间将丹麦总共7000多的犹太人一网打尽。德国保安总局驻丹麦头目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将消息透露给德驻丹麦海军武官乔尔戈·杜克维茨，杜克维茨再将这一消息通知给同情犹太人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丹麦上上下下立即行动，展开全民性救援，将犹太人隐藏起来，一批批乘小船送往瑞典，使德军大搜捕时只抓到近五百名老弱病残的犹太人。 500人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后，丹麦政府还不断向德国方面询问他们的下落，丹麦的红十字会派出代表团去集中营探视。1945年 4月纳粹毁灭该集中营时，丹麦红十字会人员抢在屠杀者之前将剩下的丹麦犹太人救了出来。斯洛伐克战前有 137000犹太人，共有11万人死难。1942年3月至10月的首轮屠杀中，有 57000名犹太人死于奥斯威辛灭绝营，斯洛伐克当局积极配合屠犹，甚至许诺德国兵每抓一个犹太人可得资金 500马克。1944年10月，艾希曼最得力的助手阿洛伊斯·布伦纳将剩下的犹太人全部送进奥斯威辛灭绝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至少目睹了140万囚犯的死亡，其中大约80%-90%是犹太人。第二大集中营特雷布林卡有87万人死亡。贝尔塞克集中营则有60万人死亡。当盟军解放诺德豪森集中营时，在集中营内部发现的尚未埋葬的尸体就达到20000具！由于在德国境内发现的集中营死难者数量过于庞大，盟军不得不征伐德国居民去埋葬这些尸体。现场的惨状足以让所有正常人的精神崩溃。 截至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在整个欧洲共有900万到1100万人被有计划地屠杀（不包括战死者和德军随意的战时屠杀），其中600万是犹太人。受害的人民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其中包括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和1944年的华沙起义。直到纳粹德国灭亡前夕，希姆莱仍然强调要把犹太人整体从地球上消灭掉。如果纳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无法无天的大屠杀很可能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到底。在1944年，当德国知道它们的气势已尽的时候，它们加快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当中包括被德军占领的匈牙利。
张学良的历史功过
有功也有过，我认为他是我心中的英雄，虽然他遵循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领的东北军退守锦州，使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侧面的造成了9.18事件的发生，但是他后来积极的策划了西安事变、东北易帜，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因此，他的功绩大于过失。如果没有那次西安事变他也不会被蒋介石软禁了五十多年，失去了五十年的自由生活，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希望在网上骂他的人能够客观点。
